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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化改革抑制金融风险 明年经济增长有压力但整体乐观

时间: 2018-11-16 09:00来源: 第一财经

  今年以来,全球经济缓慢复苏,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持续,但力度和步调并不协调。美联储加息加快,美元走强,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动荡,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,不仅让全球经济陷入更加不确定状态,世界金融市场和经济也遭受严峻考验。

  中国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,面对内外部复杂局势,需要有效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,稳健地采取有针对性的适时适度预期微调,以此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,市场相对平稳运行,人民币汇率合理稳定。

  “改革稳进”是2018“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”的主题词。11月13日,“第一财经金融峰会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:世界经济与中国2019——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未来”在北京举办。

  论坛上,中国银行董事长、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陈四清做了主旨演讲。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,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,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,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埃森格林(Barry Eichengreen)等专家学者,就未来世界经济金融的机遇与挑战等话题分享了观点。

  面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巨大转变,陈四清认为,要坚守本源,改革创新,增强经济增长新动能。过去40年,中国在总结国际经验和结合自身国情的基础上,通过改革创新推动了经济的持续较快稳定发展。对于金融业来说,自身服务能力的提高同样有赖于改革创新,同时也必须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和使命。

  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大

  2018年正值金融危机十周年。全球金融危机期间,正是世界各国携手合作,重拾了市场信心,推动了实体经济企稳复苏。不过,伴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的持续,近期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显著加大。

  陈四清认为,中国的金融机构要加强合作,促进开放,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。中国经济40年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,开放合作、互利共赢是推动全球经济较快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。当前中国金融加速开放,在此背景下,金融业应勇于担当,加强合作,进一步支持改革开放,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发展。

  “次贷危机十年,我认为反思仍在路上。信贷质量失控表现在三个方面——不合格的放贷人、不合格的借款人和不合格的信贷技术。”刘明康说。他认为,次贷危机中存在三个层次的错配——贷款和实际还款人、借款人负债能力和意愿错配;复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能力的错配;金融机构本源定位与所经营业务,即复杂的经营业务和经营结构之间的错配。

  很多商业银行在偏离自己的主业,更多向投资银行、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进行异化,造成了自营和表外业务仍然在膨胀,过度依赖短期负债等等。刘明康认为,核心要依靠有效的公司治理。同时,对监管也提出更高要求,需要关注监管成本高企问题,以及规则设计是否复杂化从而加大市场规避监管的冲动。

  当下,李稻葵认为,未来人民币将成为与美元、欧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,很难出现美元作为独大的货币的局面,未来世界可能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。

  埃森格林指出,相关政府更多应在解决问题方面起到主导作用而不是制造问题,希望美国可以更多致力于全球化,这样世界就会对美国抱有更大的希望。

  经济金融下行期需加快改革开放

  2018年也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。可以看到,改革正在走向纵深,中国正坚定不移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同时让金融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,国企混改、财税体制改革等领域改革步入提速攻坚阶段。在开放方面,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落地,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,迈出了关键步伐。

  在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副总编辑、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的“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:回顾与展望”圆桌讨论中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,分享了对世界经济、全球市场、中国改革开放的精彩观点。

  “经济金融经过上一轮扩张期后进入下行清算期,有两个要点:第一,经济金融下行了,第二要清算,没有谁比金融部门更痛切感到这一点。”李扬说。

  李扬认为,当前需要在七方面加快金融改革:第一,深化推进利率市场化,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。十九大报告中对金融改革明确提出“深化利率、汇率市场化”而非“完成”,这说明中国当前利率市场化远远没有完成,这个事情很复杂;第二,资本市场需要做大规模的调整。李扬指出,要注意商业银行和长期商业促进资本形成的作用;第三,金融监管;第四,强调金融科技作用;第五是普惠金融;第六是绿色金融;第七就是人民币国际化。

  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,隆国强表示,在对外开放方面,第一要构造全面开放的新格局,既要兼顾继续做好和发达经济体的合作,同时更要重视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;第二,各地开放水平不一样,全面提升开放水平的同时要加快开放相对滞后的地区,打造开放新高地;第三,开放的领域需要全面,要把服务业开放作为重点;最后,要构造开放型产业的新体制,打造国际化、市场化、法制化营商环境。

  谈到改革开放40周年,刘世锦说,中国有大量的现象并不是事先设计的,这里面可以引出三个重要的元素:第一是高层的政治决断或者顶层设计,第二是让大量主体包括地方政府、企业、个人试错和探索,第三是自然演化。

  朱民表示,目前全球债务持续上升,股市估值处于历史高位,整个金融结构发生了变化,表现在银行和保险机构风险情况呈现差异,金融风险从银行转向非银机构。

  与会嘉宾认为,中国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,面对内外部复杂局势,需要有效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,稳健地采取有针对性的适时适度预期微调,以此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,市场相对平稳运行,人民币汇率合理稳定。

  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压力但整体乐观

  2019年全球和中国的金融市场将如何演变?中国何时会进入高收入国家?在杨燕青主持的年会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,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,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、首席经济师祝宝良,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,建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崔厉等首席经济学家齐聚,展望2019年的宏观经济形势。

  “总体来说,2019年压力将不小,这基本上是一个共识,问题是这种情形到底会持续多长?”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在谈到对明年经济增长的预判时表示。

  经济学家沈建光预计,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影响,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存在继续下行的压力。这样中国才可以聚集力量支持民营经济,应对消费、投资下行等种种压力。否则,可能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,整体经济增速也将被拖累。

  兴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涵认为,国内经济明年将面对持续下行压力,一方面,明年美国的金融风险较大,将带来外溢效应,另一方面,国内基建也可能出现回落。

  沈建光认为,“外部压力让我们清醒看到了要更注重民企的发展,使我们清晰看到去杠杆要保持良好的节奏。”伍戈也表示,目前,政策方面对民企的重视程度和扶持力度有所加大。

  “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有望增长。”王涵援引数据指出,今年前三个季度,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融资性净现金流萎缩,但是经营性现金流呈现增长趋势。

  对于中国何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,与会经济学家普遍将2030年前后视为一个时间节点。王涵等认为,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。沈建光表示,中国有望在2035年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。伍戈认为,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,仍需关注人均GDP增速,若经济增速可以保持每年5%的增速,加上人口减少,人均GDP得以上升,则有望较快速度实现目标。